田冯太散文/诗歌 说说启蒙·双柏行

田 冯 太

男,土家族,1984年出生于湖北省来凤县,现居云南昆明,文学硕士。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诗刊》《边疆文学》《文学界》《延河》《滇池》《厦门文学》《鹿鸣》《东方早报》《云南日报》《民族报》等国内报刊。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

说 说 启 蒙

田 冯 太

又到了论文答辩的季节。两年前我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的场景,不自觉地浮现在了脑海。

我研究的主题是王小波的小说,在我看来,研究王小波如果不谈自由主义的话,那就基本等于没读懂王小波。我在论文中引用了以赛亚·伯林讲自由主义划分为积极自由主义主义与消极自由主义的观点,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做了一点总结:“积极自由”是指“做任何事的自由”;“消极自由”是指“不被强迫做任何事的自由”。可能是因为在中国,很久没人主动对自由主义进行系统研究的原因吧,整个答辩过程顺利得让人难以置信。当然,顺利并不代表答辩委员们没有提出异议。其中一位老先生就一脸严肃地说我对积极自由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说:“说消极自由是不被强迫做任何事的自由我是赞成的,但说积极自由是做任何事的自由就失之偏颇了。积极自由应该是一种启蒙。”凭良心说,自从我学会使用汉语言文字的那一天起,我就特别讨厌“启蒙”这个词。由于我的论文中主要使用的消极自由主义的相关理论,积极自由主义只是一笔带过,所以没对老先生的话表示过任何辩驳。当然,我之所以不做任何分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担心因此而得罪了他,他一怒之下不让我通过答辩,那就太不划算了。如今,我已经毕业两年多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这样的担忧。因此,我认为我有必要对积极自由是启蒙的说法提出异议。

且不说把发生在英法的那次轰轰烈烈的文化运动翻译成“启蒙运动”到底准不准确,但我至少没听说过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曾扬言说他们要对别人进行启蒙,他们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观点老老实实地记录下来供他人检验。所以他们是一些可爱的规规矩矩著书立说的学者,启不启蒙并不是启蒙者自己说了算的,而是受众的一种认同感——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学问让他们从蒙昧中解脱出来,如同醍醐灌顶。但启蒙这件事中国人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远的且不说,就说五四以来吧,那些所谓的启蒙者都是自封的,至于别人有没有承认他们的学问,他们的学问有没有给受众带来启蒙的感受,这一点他们丝毫都不关心。

简单地说,中国启蒙者其实都有着一种救世情节。在他们看来,自己的思想是先进的,别人的都是蒙昧的,因此他们要将别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于是,他们就不遗余力地要给别人启蒙。当然,我并不是说救世情节有什么不好,而是想说,当你怀着这样的热情去启蒙别人之前应该先自我解答回答以下两个问题:一、自己的思想与学问是不是比别人的先进?如果是,倒也好说,如果不是,那么谁启蒙谁就该重新定位了;二、你要启蒙的具体对象是谁,对方需不需要你启蒙?

如果说第一个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而显得见仁见智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应该是很容易回答的。可问题是,我们的启蒙者们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只是一味地要给别人启蒙。不管对方是谁,不管是不是比自己更先进,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接受自己的启蒙。这样的启蒙,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单相思,或者说意淫也不过分。我上高中的时候曾经被我的英语老师深深吸引,于是每晚都幻想某一天她掉进了水坑或者火堆里,然后我挺身而出将她救了出来,再然后她就以身相许。有时候还会梦见她被外星人抓去当老婆,是我奋不顾身将她救回了地球,当然,最后她免不了要以身相许。我白天如此想着,晚上如此梦着,可事实是我憧憬的那些事情一件都没有发生。所以我救英语老师于水火是一种单相思,她以身相许只是我的意淫。这件事现在想起来不免难为情,但一想起我们的启蒙者们,我就不再难为情了。我的单相思和意淫好歹还有个明确的对象,而他们则不然,除了自己以及自己的追随者外,其他人都是他们的单相思和意淫的对象,也不担心长此以往会不会引起肾亏。但有一点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认为自己深深地爱着对方,同时又往往忽略对方需不需要我们的爱。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英语老师有老公有孩子,她拒绝我的爱很正常,如若接受了,无疑会给她和她的家庭带来灾难。想到这些,我就不再单相思也不再意淫了。但我们的启蒙者在这方面要比我执着得多,当他们知道别人不接受启蒙的时候,就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有的选择无耻的诽谤,说对方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倒还是轻的,必要的时候他们会毫不顾忌自己的生理结构跟对方如何相似,想当然地把对方说成是禽兽或者某种特定的哺乳动物,如“乏走狗”等;而有的则选择在对方的后脑勺猛敲一闷棍,将对方打成傻子,这样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启蒙了。前一种情况颇似寓言故事中说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后一种情况则更恶劣,先剥夺他人反抗的能力,然后实施强奸。

虽然我说五四以来的所谓启蒙者大都是单相思患者或者意淫癖好者,但这并代表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的,至少同样以《新青年》为阵地的胡适之、周作人等君就不这样。胡君说“多做点实事,少谈些主义”,周君虽没这么说,却同样是这样做的,还提出了“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所以我爱看他们的书,并且也愿意承认他们的学问对我来说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启蒙作用。据我所知,在当时话语圈子内,此二人不仅有着充分的话语权,甚至在精英阶层起到了领袖作用。如果他二人要给别人启蒙的话,自身的条件是具备的,万一别人不肯接受他们的启蒙,他们还可以利用自己的话语权强制实施。可贵的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这么做过。遗憾的是,此二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没能被发扬光大。如今的启蒙者不仅拥有霸权话语,还拥有强大的暴力机构,有了这两种保障,他们就很有把握地对他人进行口蜜腹剑式的启蒙。被启蒙者多半越启越蒙,好不容易有个把清醒的,其声音也只能湮没在众声喧哗的权力话语中,就像一滴雨掉进了茫茫大海一样。当然,泱泱大国也不乏勇于不被启蒙者,但他们的后果多半是被精神病或者被关进监狱。

写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两年前老先生说的积极自由是一种启蒙的深刻的含义了。我们的启蒙者们希望所有人都对他们言听计从、低眉顺眼,所以他们要给别人启蒙。因为他们不仅有用话语霸权,还拥有强大武装,所以就没必要征求被启蒙者的意见。因此,说这种为所欲为式的启蒙是做任何事的自由(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并不恰当,因为这种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而且建立在牺牲多数人的自由的基础之上,因此用“启蒙”一词更贴切一些。

组 诗:双柏行

查姆湖

每座城市都应该有一个湖泊。平静时

当镜子,照出心中的

牛鬼蛇神;起风了,就与之

肉搏,感受自己的苍老无力

查姆湖,它以史诗之名,将彝人

数千年的往事,隐藏在波心

只示人以

微微荡漾的皱纹

在李方村

把天地祖宗安置在图腾柱。今晚

我要占山为王,用土掌房

圈养老虎。白天,将它们

赶下农田

犁地,播种,插秧,收割……

夜里,让它们

看家护院

在李方村,没有什么

不能驯服。用一把神火,

温暖世间万物;用一本经书

镇守祖先的领地;用一面大锣

将妖魔鬼怪驱逐出境

白竹山的杜鹃

出身是一个致命的命题。就连

稀有的粉色大树杜鹃,长在白竹山

同样不为人所知。所幸

水泥路修到了山顶,她们

在我的镜头里定格。不像

我可怜的母亲,前半生在土地里

挖掘;后半生,在霓虹灯影中

寻觅;一辈子都没遇到

那个懂她的人

哀牢山的风

像一个怨妇,哀牢山的风

哭了大半夜。哭声

从我的耳畔轻轻划过,飘散在这个

名叫安龙堡的小集镇,日出时

戛然而止。有些心事

只属于黑夜

雷平阳说:除了三十来只鸡,白天

村子里见不到活物,土鸡蛋

散落在屋檐下、草丛中。我想

入夜后,哀牢山的风一定会

轻抚它们脆弱的外壳。有些抚慰

只发生在黑夜

死去的男人,乘着哀牢山的风

去往另一个世界;活着的女人

盼着哀牢山的风,带来

远方丈夫的消息

大麦地

一个人神共居的地方,听不见

风吹麦浪的缠绵。毕摩一念经

攀枝花就红了

葡萄藤就绿了

甜木瓜就黄了

豌豆荚就饱满了

……

万物生长,需要一个指令

把毕摩经还给毕摩

让绚烂的持续绚烂

像绿汁江一样,《查姆》的流传

从未间断。大麦地

那是写在经书和史诗中的

相同的日记

爱尼山中访牡丹

一定又是我的一厢情愿。在爱尼山

弯弯曲曲的土路上,快感

像不断攀升的海拔。身后

飞扬的尘土,将大山的秘密

肆意传播

那是神的后花园。白牡丹

藏在密林深处,伙同芍药

拒我于千里之外。花骨朵

是紧闭的心门,从不肯为我

绽放全部

坟墓在路的彼岸,五步之遥

孤零零的,没有墓碑。我知道

里面长眠的,是我未能如愿的

爱恋。爱尼山

今夜,我不想独自饮醉

我要做一回风流鬼

鼓手

整个下午,我都在看一双手

像两根象牙筷,左手画抛物线

右手画直线。白白的鼓面上

音符们按照曲与直的定律

飘散在这崭新的古城里

四方街上,行人来了

又走了。门前小驻的人

只是用相机

拍下一脸消瘦的笑

下雨了。千千万万的雨点

像店里的手鼓一样沉寂

只有一只例外,我想

她是为我而鸣

买不到屠刀,我带不走那双手

买一只鼓吧!就像离家前

我悄悄带走了母亲的红围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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