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邻居们》解读

  【老舍《邻居们》原文】

  明太太的心眼很多。她给明先生已生了儿养了女,她也烫着头发,虽然已经快四十岁;可是她究竟得一天到晚悬着心。她知道自己有个大缺点,不认识字。为补救这个缺欠,她得使碎了心;对于儿女,对于丈夫,她无微不至的看护着。对于儿女,她放纵着,不敢责罚管教他们。她知道自己的地位还不如儿女高,在她的丈夫眼前,他不敢对他们发威。她是他们的妈妈,只因为他们有那个爸爸。她不能不多留个心眼,她的丈夫是一切,她不能打骂丈夫的儿女。她晓得丈夫要是恼了,满可以用最难堪的手段待她;明先生可以随便再娶一个,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她爱疑心,对于凡是有字的东西,她都不放心。字里藏着一些她猜不透的秘密。因此,她恨那些识字的太太们,小姐们。可是,回过头来一想,她的丈夫,她的儿女,并不比那些读书识字的太太们更坏,她又不能不承认自己的聪明,自己的造化,与自己的身分。她不许别人说她的儿女不好,或爱淘气。儿女不好便是间接的说妈妈不好,她不能受这个。她一切听从丈夫,其次就是听从儿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对邻居,对仆人,她时时刻刻想表示出她的尊严。孩子们和别家的儿女打架,她是可以破出命的加入战争;叫别人知道她的厉害,她是明太太,她的霸道是反射出丈夫的威严,象月亮那样的使人想起太阳的光荣。

  她恨仆人们,因为他们看不起她。他们并非不口口声声的叫她明太太,而是他们有时候露出那么点神气来,使她觉得他们心里是说:“脱了你那件袍子,咱们都是一样;也许你更胡涂。”越是在明太太详密的计好了事情的时候,他们越爱露这种神气。这使她恨不能吃了他们。她常辞退仆人,她只能这么吐一口恶气。

  明先生对太太是专制的,可是对她放纵儿女,和邻居吵闹,辞退仆人这些事,他给她一些自由。他以为在这些方面,太太是为明家露脸。他是个勤恳而自傲的人。在心里,他真看不起太太,可是不许别人轻看她;她无论怎样,到底是他的夫人。他不能再娶,因为他是在个笃信宗教而很发财的外国人手下作事;离婚或再娶都足以打破他的饭碗。既得将就着这位夫人,他就不许有人轻看她。他可以打她,别人可不许斜看她一眼。他既不能真爱她,所以不能不溺爱他的儿女。他的什么都得高过别人,自己的儿女就更无须乎说了。

  明先生的头抬得很高。他对得起夫人,疼爱儿女,有赚钱的职业,没一点嗜好,他看自己好象看一位圣人那样可钦仰。他求不着别人,所以用不着客气。白天他去工作,晚上回家和儿女们玩耍;他永远不看书,因为书籍不能供给他什么,他已经知道了一切。看见邻居要向他点头,他转过脸去。他没有国家,没有社会。可是他有个理想,就是他怎样多积蓄一些钱,使自己安稳独立象座小山似的。

  可是,他究竟还有点不满意。他嘱告自己应当满意,但在生命里好象有些不受自己支配管辖的东西。这点东西不能被别的物件代替了。他清清楚楚的看见自己身里有个黑点,象水晶里包着的一个小物件。除了这个黑点,他自信,并且自傲,他是遍体透明,无可指摘的。可是他没法去掉它,它长在他的心里。

  他知道太太晓得这个黑点。明太太所以爱多心,也正因为这个黑点。她设尽方法,想把它除掉,可是她知道它越长越大。她会从丈夫的笑容与眼神里看出这黑点的大小,她可不敢动手去摸,那是太阳的黑点,不定多么热呢。那些热力终久会叫别人承受,她怕,她得想方法。

  明先生的小孩偷了邻居的葡萄。界墙很矮,孩子们不断的过去偷花草。邻居是对姓杨的小夫妇,向来也没说过什么,虽然他们很爱花草。明先生和明太太都不奖励孩子去偷东西,可是既然渝了来,也不便再说他们不对。况且花草又不同别的东西’摘下几朵并没什么了不得。在他们夫妇想,假如孩子们偷几朵花,而邻居找上门来不答应,那简直是不知好歹。杨氏夫妇没有找来,明太太更进一步的想,这必是杨家怕姓明的,所以不敢找来。明先生是早就知道杨家怕他。并非杨家小两口怎样明白的表示了惧意,而是明先生以为人人应当怕他,他是永远抬着头走路的人。还有呢,杨家夫妇都是教书的,明先生看不起这路人。他总以为教书的人是穷酸,没出息的。尤其叫他恨恶杨先生的是杨太太很好看。他看不起教书的,可是女教书的——设若长得够样儿——多少得另眼看待一点。杨穷酸居然有这够样的太太,比起他自己的要好上十几倍,他不能不恨。反过来一想,挺俊俏的女人而嫁个教书的,或者是缺个心眼,所以他本不打算恨杨太太,可是不能不恨。明太太也看出这么一点来——丈夫的眼睛时常往矮墙那边溜。因此,孩子们偷杨家老婆的花与葡萄是对的,是对杨老婆的一种惩罚。她早算计好了,自要那个老婆敢出一声,她预备着厉害的呢。

  杨先生是最新式的中国人,处处要用礼貌表示出自己所受过的教育。对于明家孩子偷花草,他始终不愿说什么,他似乎想到明家夫妇要是受过教育的,自然会自动的过来道歉。强迫人家来道歉未免太使人难堪。可是明家始终没自动的过来道歉。杨先生还不敢动气,明家可以无礼,杨先生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尊严的。及至孩子们偷去葡萄,杨先生却有点受不住了,倒不为那点东西,而是可惜自己花费的那些工夫;种了三年,这是第一次结果;只结了三四小团儿,都被孩子们摘了走。杨太太决定找明太太去报告。可是杨先生,虽然很愿意太太去,却拦住了她。他的讲礼貌与教师的身分胜过了怒气。杨太太不以为然,这是该当去的,而且是抱着客客气气的态度去,并且不想吵嘴打架。杨先生怕太太想他太软弱了,不便于坚决的拦阻。于是明太太与杨太太见了面。

  杨太太很客气:“明太太吧?我姓杨。”

  明太太准知道杨太太是干什么来的,而且从心里头厌恶她:“啊,我早知道。”

  杨太太所受的教育使她红了脸,而想不出再说什么。可是她必须说点什么。“没什么,小孩们,没多大关系,拿了点葡萄。”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们的葡萄,”杨太太的脸渐渐白起来,“不容易,三年才结果!”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小孩呀,”杨太太想起教育的理论,“都淘气。不过,杨先生和我都爱花草。”

  “明先生和我也爱花草。”

  “假如你们的花草被别人家的孩子偷去呢?”

  “谁敢呢?”

  “你们的孩子偷了别人家的呢?”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杨太太没法再说什么了,嘴唇哆着回了家。见了丈夫,她几乎要哭。

  杨先生劝了她半天。虽然他觉得明太太不对,可是他不想有什么动作,他觉得明太太野蛮;跟个野蛮人打吵子是有失身分的。但是杨太太不答应,他必得给她去报仇。他想了半天,想起来明先生是不能也这样野蛮的,跟明先生交涉好了。可是还不便于当面交涉,写封信吧,客客气气的写封信,并不提明太太与妻子那一场,也不提明家孩子的淘气,只求明先生嘱咐孩子们不要再来糟蹋花草。这象个受过教育的人,他觉得。他也想到什么,近邻之谊……无任感激……至为欣幸……等等好听的词句。还想象到明先生见了信,受了感动,亲自来道歉……他很满意的写成了一封并不十分短的信,叫老妈子送过去。

  明太太把邻居窝回去,非常的得意。她久想窝个象杨太太那样的女人,而杨太太给了她这机会。她想象着杨太太回家去应当怎样对丈夫讲说,而后杨氏夫妇怎样一齐的醒悟过来他们的错误——即使孩子偷葡萄是不对的,可是也得看谁家的孩子呀。明家孩子偷葡萄是不应当抱怨的。这样,杨家夫妇便完全怕了明家;明太太不能不高兴。

  杨家的女仆送来了信。明太太的心眼是多的。不用说,这是杨老婆写给明先生的,把她“刷”了下来。她恨杨老婆,恨字,更恨会写字的杨老婆。她决定不收那封信。

  杨家的女仆把信拿了走,明太太还不放心,万一等先生回来而他们再把这信送回来呢!虽然她明知道丈夫是爱孩子的,可是那封信是杨老婆写来的;丈夫也许看在杨老婆的面上而跟自己闹一场,甚至于挨顿揍也是可能的。丈夫设若揍她一顿给杨老婆听,那可不好消化1为别的事挨揍还可以,为杨老婆……她得预备好了,等丈夫回来,先垫下底儿——说杨家为点酸葡萄而来闹了一大阵,还说要给他写信要求道歉。丈夫听了这个,必定也可以不收杨老婆的信,而胜利完全是她自己的。

  她等着明先生,编好了所要说的话语,设法把丈夫常爱用的字眼都加进去。明先生回来了。明太太的话很有力量的打动了他爱子女的热情。他是可以原谅杨太太的,假若她没说孩子们不好。他既然是看不起他的孩子,便没有可原谅的了,而且勾上他的厌恶来——她嫁给那么个穷教书的,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赶到明太太报告杨家要来信要求道歉,他更从心里觉得讨厌了;他讨厌这种没事儿就动笔的穷酸们。在洋人手下作事,他晓得签字与用打字机打的契约是有用的;他想不到穷教书的人们写信有什么用。是的,杨家再把信送来,他决定不收。他心中那个黑点使他希望看看杨太太的字迹;字是讨厌的,可是看谁写的。明太太早防备到这里,她说那封信是杨先生写的。明先生没那么大工夫去看杨先生的臭信。他相信中国顶大的官儿写的信,也不如洋人签个字有用。

  明太太派孩子到门口去等着,杨家送信来不收。她自己也没闲着,时时向杨家那边望一望。她得意自己的成功,没话找话,甚至于向丈夫建议,把杨家住的房买过来。明先生虽然知道手中没有买房的富余,可是答应着,因为这个建议听着有劲,过瘾,无论那所房是杨家的,还是杨家租住的,明家要买,它就得出卖,没有问题。明先生爱听孩子们说“赶明儿咱们买那个”。“买”是最大胜利。他想买房,买地,买汽车,买金物件……每一想到买,他便觉到自己的伟大。

  杨先生不主张再把那封信送回去,虽然他以为明家不收他的信是故意污辱他。他甚至于想到和明先生在街上打一通儿架,可是只能这么想想,他的身分不允许他动野蛮的。他只能告诉太太,明家都是混蛋,不便和混蛋们开仗;这给他一些安慰。杨太太虽然不出气,可也想不起好方法;她开始觉得作个文明人是吃亏的事,而对丈夫发了许多悲观的议论,这些议论使他消了不少的气。

  夫妇们正这样碎叨唠着出气,老妈子拿进一封信来。杨先生接过一看,门牌写对了,可是给明先生的。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他告诉老妈子把信送到邻家去。

  明太太早在那儿埋伏着呢。看见老妈子往这边来了,唯恐孩子们还不可靠,她自己出了马。“拿回去吧,我们不看这个!”

  “给明先生的!”老妈子说。

  “是呀,我们先生没那么大工夫看你们的信!”明太太非常的坚决。

  “是送错了的,不是我们的!”老妈子把信递过去。

  “送错了的?”明太太眼,马上有了主意:“叫你们先生给收着吧。当是我看不出来呢,不用打算诈我!”拍的一声,门关上了。

  老妈子把信拿回来,杨先生倒为了难:他不愿亲自再去送一趟,也不肯打开看看;同时,他觉得明先生也是个混蛋——他知道明先生已经回来了,而是与明太太站在一条战线上。怎么处置这封信呢?私藏别人的信件是不光明的。想来想去,他决定给外加一个信封,改上门牌号数,第二天早上扔在邮筒里;他还得赔上二分邮票,他倒笑了。

  第二天早晨,夫妇忙着去上学,忘了那封信。已经到了学校,杨先生才想起来,可是不能再回家去取。好在呢,他想,那只是一封平信,大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迟发一天也没多大关系。

  下学回来,懒得出去,把那封信可是放在书籍一块,预备第二天早上必能发出去。这样安排好,刚要吃饭,他听见明家闹起来了。明先生是高傲的人,不愿意高声的打太太,可是被打的明太太并不这样讲体面,她一劲儿的哭喊,孩子们也没敢闲着。杨先生听着,听不出怎回事来,可是忽然想起那封信,也许那是封重要的信。因为没得到这封信,而明先生误了事,所以回家打太太。这么一想,他非常的不安。他想打开信看看,又没那个勇气。不看,又怪憋闷得慌,他连晚饭也没吃好。

  饭后,杨家的老妈子遇见了明家的老妈子。主人们结仇并不碍于仆人们交往。明家的老妈子走漏了消息:明先生打太太是为一封信,要紧的信。杨家的老妈回家来报告,杨先生连觉也睡不安了。所谓一封信者,他想必定就是他所存着的那一封信了。可是,既是要紧的信,为什么不挂号,而且马马虎虎写错了门牌呢?他想了半天,只能想到商人们对于文字的事是粗心的。这大可以说明他为什么写错了门牌。又搭上明先生平日没有什么来往的信,所以邮差按着门牌送,而没注意姓名,甚至或者不记得有个明家。这样一想,使他觉出自己的优越,明先生只是个会抓几个钱的混蛋。明先生既是混蛋,杨先生很可以打开那封信看看了。私看别人的信是有罪的,可是明先生还会懂得这个?不过,万一明先生来索要呢?不妥。他把那封信拿起好几次,到底不敢拆开。同时,他也不想再寄给明先生了。既是要紧的信,在自己手中拿着是有用的。这不光明正大,但是谁叫明先生是混蛋呢,谁教他故意和杨家捣乱呢?混蛋应受惩罚。他想起那些葡萄来。他想着想着可就又变了主意,他第二天早晨还是把那封送错的信发出去。而且把自己寄的那封劝告明家管束孩子的信也发了;到底叫明混蛋看看读书的人是怎样的客气与和;他不希望明先生悔过,只教他明白过来教书的人是君子就够了。

  明先生命令着太太去索要那封信。他已经知道了信的内容,因为已经见着了写信的人。事情已经有了预备,可是那封信不应当存在杨小子手里。事情是这样:他和一个朋友借着外国人的光儿私运了一些货物,被那个笃信宗教而很发财的洋人晓得了;那封信是朋友的警告,叫他设法别招了洋人。明先生不怕杨家发表了那封信,他心中没有中国政府,也没看起中国的法律;私运货物即使被中国人知道了也没多大关系。他怕杨家把那封信寄给洋人,证明他私运货物。他想杨先生必是这种鬼鬼祟祟的人,必定偷看了他的信,而去弄坏他的事。他不能自己去讨要,假若和杨小子见着面,那必定得打起来,他从心里讨厌杨先生这种人。他老觉得姓杨的该挨顿揍。他派太太去要,因为太太不收那封信才惹起这一套,他得惩罚她。

  明太太不肯去,这太难堪了。她愿意再挨丈夫一顿打也不肯到杨家去丢脸。她耗着,把丈夫耗走,又偷偷的看看杨家夫妇也上了学,她才打发老妈子向杨家的老妈子去说。

  杨先生很得意的把两封信一齐发了。他想象着明先生看看那封客气的信必定悔悟过来,而佩服杨先生的人格与手笔。

  明先生被洋人传了去,受了一顿审问。幸而他已经见着写错了门牌的那位朋友,心中有个底儿,没被洋人问秃露(注:秃露,露底。)了。可是他还不放心那封信。最难堪的是那封信偏偏落在杨穷酸手里!他得想法子惩治姓杨的。

  回到了家,明先生第一句话是问太太把那封信要回来没有。明太太的心眼是多的,告诉丈夫杨家不给那封信,这样她把错儿都从自己的肩膀上推下去,明先生的气不打一处而来,就凭个穷酸教书的敢跟明先生斗气。哼!他发了命令,叫孩子们跳过墙去,先把杨家的花草都踩坏,然后再说别的。孩子们高了兴,把能踩坏的花草一点也没留下。

  孩子们远征回来,邮差送到下午四点多钟那拨儿信。明先生看完了两封信,心中说不出是难受还是痛快。那封写错了门牌的信使他痛快,因为他看明白了,杨先生确是没有拆开看;杨先生那封信使他难过,使他更讨厌那个穷酸,他觉得只有穷酸才能那样客气,客气得讨厌。冲这份讨厌也该把他的花草都踏平了。

  杨先生在路上,心中满痛快:既然把那封信送回了原主,而且客气的劝告了邻居,这必能感动了明先生。

  一进家门,他了,院中的花草好似垃圾箱忽然疯了,一院子满是破烂儿。他知道这是谁作的。可是怎办呢?他想要冷静的找主意,受过教育的人是不能凭着冲动作事的。但是他不能冷静,他的那点野蛮的血沸腾起来,他不能思索了。扯下了衣服,他捡起两三块半大的砖头,隔着墙向明家的窗子扔了去。哗啦哗啦的声音使他感到已经是惹下祸,可是心中痛快,他继续着扔;听着璃的碎裂。他心里痛快,他什么也不计较了,只觉得这么作痛快,舒服,光荣。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象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觉得年轻,热烈,自由,勇敢。

  把璃打的差不多了,他进屋去休息。他等着明先生来找他打架,他不怕,他狂吸着烟卷,仿佛打完一个胜仗的兵士似的。等了许久,明先生那边一点动静没有。

  明先生不想过来,因为他觉得杨先生不那么讨厌了。看着破碎璃,他虽不高兴,可也不十分不舒服。他开始想到有嘱告孩子们不要再去偷花的必要,以前他无论怎样也想不到这理;那些碎璃使他想到了这个。想到了这个,他也想起杨太太来。想到她,他不能不恨杨先生;可是恨与讨厌,他现在觉出来,是不十分相同的。“恨”有那么一点佩服的气味在里头。

  第二天是星期日,杨先生在院中收花草,明先生在屋里修补窗户。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

  【老舍《邻居们》解读】

  20世纪30年代中期,即老舍创作的高峰期及成熟期,除了长篇小说之外,他还陆续写了几十篇短篇小说,收为《赶集》《樱海集》《蛤藻集》等集子。《邻居们》是《樱海集》中的一篇。要讨论《邻居们》,不妨从老舍的短篇小说观开始说起。

  20世纪30年代老舍对短篇小说这种体裁非常重视。他是从长篇小说开始写作生涯的,但经过了短篇小说的写作之后,他说自己这种先长后短的写作经验事实上是“吃了亏”。他说:“短篇小说是后起的文艺,最需要技巧,它差不多是仗着技巧而成为独立的一个体裁。可是我一上手便用长篇练习,很有点像练武的不习‘弹腿’而开始便举‘双石头’,不被石头压坏便算好事;而且就是能够力举千斤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笨劲。这点领悟是在我写了些短篇后才得到的。”因此,“短篇想要见好,非拼命去作不可。”〔1〕这种精神表现为他在各个层面对短篇小说写作的用心,比如在取材方面经验与想像并重,在结构方面力求紧凑精到等。不过这些,似乎也都是老生常谈。老舍短篇小说的特点,还在于他使用的一些具体的写作手法。这些手法或许不仅仅是针对短篇小说而言的,但由于短篇小说本身的特性,以及这一时期老舍对短篇小说体裁的偏爱,使老舍把这些技巧运用得恰到好处。

  完整地看《樱海集》等集子,我们会发现绝大部分作品都可称得上“人物素描”,小说的主旨基本以刻画人物为中心。塑造人物形象,是老舍创作时最为关心的问题。关于如何写人物,老舍在《人物的描写》一文中提到:“描写人物最难的地方是使人物能立得起来。”至于怎么“立得起来”,他具体谈到的方法有:一,注重人物的动作,“我们须随时的用动作表现出他来。每一个动作中清楚的有力的表现出他一点来,他便越来越活泼,越实在”。二,描写相貌:“需要充分的观察,且须精妙的道出,如某人的下巴光如脚踵,或某人的脖子如一根鸡腿……这种形容是一句便够,马上使人物从纸上跳出,而永存于读者记忆中……人物的外表要处,足以烘托出一个单独的人格”。三,描写对话:“我们须依着他心中的变动去写他的话语。言谈不但应合他的身份,且应合乎他当时的心态与环境。”〔2〕

  除了对人物动作、外貌、语言的细致把握外,老舍还特别强调人与事的配合。这种配合不仅使人物更丰满,更重要的是,可以展示故事背后的人文关怀。他说,人物有了个性,“我们应随时给他机会与事实接触。人与事相遇,他才有用武之地。我们说一个人怎好或怎坏,不如给他一件事作作看。在应付事情的时节,我们不但能揭露他的个性,而且足以反映出人类的普遍性。”〔3〕“事实无所谓好坏,我们应拿它作人格的试金石。没有事情,人格不能显明;……抓住人物与事实相关的那点趣味与意义,即见人生的哲理。”〔4〕

  以上是老舍对短篇小说的一些看法。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了解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学巨匠,老舍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何种角度来进行他的文学思考的。这也是近年来老舍研究中具有突破性的一点。有学者认为,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意义在于他以作品构筑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市民世界”,并通过塑造不同的市民形象,来展开他对这个“市民文化系统”的批判、讥刺、反思。〔5〕在《邻居们》这篇短篇小说中,上述诸多方面都有体现。我们就从小说中人与事的配合方面进行解读。

  《邻居们》塑造了明先生、明太太,以及杨先生、杨太太两对夫妇。明家夫妇是市,明太太是市兼泼妇,明先生是市兼“西崽”;杨家夫妇则是爱惜自己“礼貌”和“身份”的小知识分子市民。小说中的事件有二,我们不妨称之为“葡萄事件”和“信件事件”。小人物,小事件,作品的篇幅也不长,很合乎老舍对短篇小说“集中”“紧凑”的要求。最为精巧的,是人与事的配合,时合时分地推动着小说的发展。老舍以从容的笔墨刻画了生动的人物,同时揭示出“故事”背后的“人类的普遍性”“人生的哲理”,从而完成老舍式的文化批判。

  小说中最先出场的是明太太,老舍先用了三段文字对其进行静态分与描,将她置于一个“坐标”之中,立刻就使她的形象初步“立”了起来:“她一切听从丈夫,其次就是听从儿女;此外,她比一切人都高明。”个性既已确立,老舍马上将她置于事件当中;而在“葡萄事件”中,明太太最出色的表现就在她的语言上,寥寥几句,句句带着居高临下的蛮不讲理,市兼泼妇的气息扑面而来:

  “是吗?”明太太的音调是音乐的,“小孩们都爱葡萄,好玩。我并不许他们吃,拿着玩。”

  “我说的也是你们的葡萄呀,酸的;我只许他们拿着玩。你们的葡萄泄气,才结那么一点!”

  “偷了你们的,是不是?你们顶好搬家呀,别在这儿住哇。我们的孩子就是爱拿葡萄玩。”

  而明太太的言谈举止以及“心眼”,同明先生密切相关。明先生属于老舍作品中最令人厌恶的“西崽”化的市形象系列,他们通常恶俗、恶毒、虚伪,而且自我感觉极好。对这类人物,老舍常常施以漫画式的描绘和辛辣的嘲讽。小说中的明先生,自视为圣人,很“高傲”,连头都“抬得很高”,因为“高傲”,甚至“不愿意高声的打太太”。在“葡萄事件”中他没有现身,然而推动明太太冲锋陷阵的“原动力”,其实却是他身体里的“黑点”。正是这个“黑点”,使得明太太格外强调杨家葡萄的“酸”,而把一个“像杨太太那样的女人”给“窝回去”。这里确乎有种“人类的普遍性”。

  “葡萄事件”引发了“信件事件”,这使杨先生这个“最新式的中国人”的面貌逐渐清晰。写杨先生,主要是写他在“信件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的心理变化。最初,杨先生写了一封文明交涉的信,“想像到明先生见了信,受了感动,亲自来道歉……”但明太太的拒收使“信件事件”的进展似乎无以为继,杨先生无奈地“甚至于想到和明先生在街上打一通儿架”;好在紧接着又来了一封送错的信,推动故事有张有弛地继续着。正是这第二封信,使小说中杨先生的心理产生了数番的跌起伏,非常有意思:“他忽然想到扣下这封信,可是马上觉得那不是好人应干的事。”等老妈子把明太太再次拒收的信拿回来之后,他“倒为了难”,“想来想去”,才决定贴上二分邮票把信寄出。第二天下午听到明太太挨打,杨先生“忽然想起那封信,也许那是封重要的信”,“这么一想,他非常的不安。他想打开信看看,又没那个勇气。不看,又怪憋闷得慌,他连晚饭也没吃好”。不安与思考的结果,终于“使他觉出自己的优越,明先生只是个会抓几个钱的混蛋”,并且再次想到把信扣下以报复“混蛋”。最后,杨先生“很得意的把两封信一齐发了。他想像着明先生看看那封客气的信必定悔悟过来,而佩服杨先生的人格与手笔”。由杨先生的心理变化,我们可以知道,这个表面上“最新式”的中国人,骨子里其实还是一个旧式的读书人,只不过加上了一点现代小市民的自以为是和一点“精神胜利”。

  在杨先生那里,“信件事件”似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但在明先生那里,还要继续折腾。没拿到信之前,他“不放心”“难堪”,因此命令孩子们踩坏杨家的花草;拿到信后,虽然放了心,但激起的心理是“更讨厌那个穷酸”“冲这份讨厌也该把他的花草都踏平了”。

  最后的“踏花事件”中杨先生“野蛮的血”终于战胜了他的“文明”和“礼貌”,当初想找明先生打一架的念头付诸了扔砖头的实际行动,并通过这种“以暴易暴”的方式,意想不到地换来了太平,“世界上仿佛很平安,人类似乎有了相互的了解”。

  这样一个结尾,是上述人与事配合进展的结果,但仍然带着点出乎意料的夸张。尤其是明先生的思想转变,略显得有点生硬;不过,这一“野蛮的胜利”正是老舍所想表达的思考。从情节发展的过程中,我们看到,虽然两对夫妇是被两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但他们之间却是不能沟通的,不存在相互的了解。明先生和杨先生各自猜测着对方,感觉着自己的优越:明先生以杨先生为“穷酸”,杨先生则以明先生为“混蛋”。这些东西由老舍从全知全能的叙述角度写来,让读者觉得分外可笑,同时也很可悲。为打破人们之间的这种隔膜,小说借杨先生的手,砸碎了所谓的“文明”。杨先生砸了明先生家的璃,“只觉得这么做痛快,舒服,光荣。他似乎忽然由文明人变成野蛮人,觉出自己的力量与胆气,像赤裸裸的洗澡时那样舒服,无拘无束的领略着一点新的生活味道。他觉得年轻,热烈,自由,勇敢”。———文明/野蛮,成了小说中蕴涵的更深刻的主题。

  对“老大中国”那个优雅然而日渐贫弱的“文明”,老舍一贯抱着一种反思的态度。在老舍看来,为这个文明注入血性和“野蛮”,就是为垂死的文明注入生命力。他的其他作品,如《二马》《四世同堂》等,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种思考。我们再进一步扩展,其实,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其他的作家也有类似的表述。如沈从文的小说,在批判城市文明的同时,标举湘西社会充满原始活力的人性力量;曹禺的话剧,始终受着一种“蛮性的遗留”的吸引,尤其在《北京人》中,他赞美、呼唤原始“北京人”的野蛮。由此看来,《邻居们》不仅是一出世态小喜剧,它还关系到一个文化大问题。

  【注释】

  〔1〕老舍《我怎样写短篇小说》,《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2〕〔3〕老舍《人物的描写》,《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同上。

  〔4〕老舍《事实的运用》,《老舍文集》第十五卷,同上。

  〔5〕参阅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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