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由古代文人的号看古人的价值取向

  中国古代文人的称谓主要有三种:名、字、号。三者相比较名和字都是父母长辈寄予希望祝福的命名。中国古代文人的称谓主要有三种:名、字、号。三者相比较名和字都是父母长辈寄予希望祝福的命名。

  论文摘要:古人的称谓有名、字和号三种。其中名和字受父母长辈影响较大,寄托了父母长辈的美好祝福。名是出生时父母长辈的命名,字是初入学或进入社会时起的学名,而号则是古人自己取得可以自由表达兴趣爱好,且不受家族、宗法、礼仪和行辈限制的称谓。因此,它所反映的古人自身的价值取向更明确,也更具体。而在不同的朝代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也同样的表现出了不同的特征。

  论文关键词:价值取向 学风 社会风气

  中国古代文人的称谓主要有三种:名、字、号。三者相比较名和字都是父母长辈寄予希望祝福的命名,《左传•桓公六年》记载着命名的的原则,“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因而“名”和“字”的确定会受到很多的限制,有时并非使用者本人的意思表达,而号则是在本人在成年后,根据个人的意愿表现个人的情趣爱好、理想志愿的称谓。“号”究竟起于何时,历史上并没有准确的记载,但是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比如春秋四公子田文、黄歇、赵胜、无忌分别号: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多的文人有了自己的号,如陶潜自号五柳先生,三国曹魏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合称竹林七贤。但并没有形成一种风气。直到唐宋时期文人起号之风盛行。到明清时期文人起号达到了鼎盛,不但人人有号,而且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号。由于文人的“号”大多是个人情趣志向的一种表达,客观上也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气和价值取向。

  古代文人的自号类型很多,但无外乎取自自己书斋的名称;取自自己的籍贯居住地;直接表达兴趣爱好和志向追求这样几类。这些自号都直接或间接地透露出古代文人的价值取向,反应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古代文人使用自己书房(斋)的名称作为自己自号的现象比较多。比如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号易安居士,明代哲学家王守仁自号阳明先生,同是明代的学者、书法家黄道周自号“石斋”,还有象著有《三言二拍》的小说家冯梦龙号“墨憨斋主人”,画家徐渭的“青藤道士”都是取自自己的书斋名。有的古人则是直接以自己的籍贯或是居所为自号。唐代诗人李白号青莲居士,杜甫自号“少陵野老”,和他同时代的白居易号“香山居士”,还有北宋文学家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后自号“东坡居士”,清朝小说家蒲松龄自号柳泉居士,袁枚晚年自号仓山居士,他们的号就都是起自自己的籍贯或者居住地。而古人更多的是用“自号”直接的表现自己的爱好情趣,志向追求。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号四明狂客,卢照邻自号幽忧子,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号“六一居士”,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自号放翁,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自号“稼轩”,金文学家刘迎号无诤居士,明文学家、画家李流芳号慎娱居士,清初画坛“四僧”之一的画家朱耷自号八大山人,这些文人的号都抒发了自己的志趣和爱好。

  但是当我们综合一个朝代去看我国古代文人的号又会发现一个特点,各个朝代的文人的号总是有某些相同的特点。大唐盛世,经济繁荣,文学昌盛,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朝代之一。这个时期的大诗人李白晚年自号青莲居士 ;诗人杜甫号少陵野老;白居易晚年号香山居士;李商隐号号玉溪生;韩愈号昌黎先生;诗人王绩自号东皋子、五斗先生……可以看出受唐朝自由开放风气的影响,这些文人的自号也都透露着一股狂放不羁的气势,唐朝的文人们不是故纸堆中的书虫,只知终日读书,更多的文人雅士们崇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我们现代语说就是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他们更崇尚自然,鄙视功名利禄,因此在唐朝文人的自号中更多的是居士,当然同时也受到当时统治者推崇佛教的影响。宋朝的统治者仍然推崇佛教,宋朝的同样出现了很多以居士为自号的文人,比如:北宋诗人的魏野自号草堂居士;文学家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文学家苏轼自号东坡居士;词人秦观自号淮海居士;女诗人陈师道自号后山居士;女词人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女词人朱淑真自号幽栖居士……当相比较唐朝的“居士”宋朝的“居士”们更热衷于学术研究,比如欧阳修的的自号“六一居士”的含义既是“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王国维认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势所不逮也。”而且这个时期的文人们不再远庙堂之高,出现了一大批学者型的官员,比如我们熟悉的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司马光、苏轼……因此这一时期的文人的号中很少看到归隐山林的意图了。而在北宋灭亡后,文人们受国破家亡的影响,在自己的自号中透露出了不忘宋室渴望收复失地的思想,比如诗人、画家郑思肖自号“所南”。元朝的文人的号的特点又有了新的变化,文人以“道人”为号者尤其多,可能和元代崇尚道教有关。到了明朝社会风气奢靡,当时的统治者醉心于得道求仙,许多文人情绪消极,郁郁而不得志。比如明朝风流才子唐伯虎,自号“六如居士”。“六如”,即人生如幻、如梦、如泡、如影、如露、如电。而到了明末清初,明朝的遗民们生活在满人统治之下,怀念故国,很多文人的号都出现了变化,比如著名画家朱耷在明亡后号“八大山人”,且在书画作品的署名时将“八大”连写,似哭非哭,似笑非笑,寓哭笑不得之意;

  这些文人雅士正是通过“号”这样一个自身的标志符号,无时无刻不在向世人宣扬着自己的人生志向和追求,希望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国家的面貌,向我们展现了古代文人雅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历朝历代文人雅士孜孜以求的目标。他们首先致力于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他们精通经史子集,立徳立言,创造出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以其知识、节操影响着当时的社会,凸显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独特价值取向,丰富了中国封建文化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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